第六章  永远的哈尔滨

一、告别兴山

   1950年4月底，学校决定调李璞到哈尔滨去，让他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去组建生物系。
   李璞有些不高兴了。
   首先他知道，哈尔滨医科大学刚成立不久，科研设备非常有限。听说，将要成立的生物系只有由中国医科大学支持的几台旧显微镜和一些鱼类标本。仅就这样的条件还不如留在兴山。同他谈话是教务科长李代，李璞当即表示不愿意离开，学校领导很快就知道了。在第二天的教职员工大会上，院长石方在会上讲，到哪都是革命工作，即然参加了革命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个人有意见可以，但应从党的利益出发，服从大局。李璞知道指的是他，心中有些不服，因为留在这里也是想在一个更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为党工作。可当时的情况是没有机会来说明这些的，只有服从。第三天早晨，同事宋今丹来告诉李璞，“别的调转的人员已经出发到火车站了，你打算怎么办？”李璞怀着怨气，跑步直奔火车站。人先走了，他的行李和生活用品由学校派人帮助收拾并寄往哈尔滨。
   李璞就是这样“跑步”离开了兴山，离开了一段平凡而舒适的生活。兴山，是个值得怀念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埋下了连李璞自己都不曾察觉的初恋。
   时间是1950年的5月2日。
 
   二、草创时期

   坐了一夜的火车，在5月3日的上午9时到达了刚刚建立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当时的校址在今天的文庙附近，即后来的哈军工，拟成立的生物系在致知前楼。有趣的是李璞还未报到，就被拉到篮球场代表教师球队打比赛去了。
   一个第一次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教师怎么会有人知道他会打篮球呢？原来去兴山接洽调他们几个来哈尔滨的物理系老师王泽义在兴山看过李璞在篮球场上龙腾虎跃的英姿。回到学校后，李璞善打篮球这个消息就在学校传开了，人们也就盼着这个篮球健将的到来。
   坐了一宿火车的李璞一碰篮球便没有一丝倦意，一场接一场的打到黄昏。人都散了，李璞才想起找自己的行李，才想起晚上还不知道该住在哪里。行李未到，只好住在学校的招待所里。到第二天才取到自己的东西，搬到学校给安排的房间，与化学系的栾洁民同住。
   在李璞来哈尔滨医科大学之前，这里是没有生物系的，只有张士杰、黄舜义两位教生物的教师。由兴山调来了四个人，他们是田瑞符、周玉琳、李璞和日本籍教授万代源司，于是由这六人组建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生物系。
   当时，生物系的办公室设在致知前楼的二楼北端，共有两间办公室和一间标本室，其中一小间的办公室由日本籍教授万代源司独用。那间标本室很简陋，除了有兴山支援来的一些鱼类标本以外，剩下的只是模型。记得李璞到校不久，学校让他给本科一期的学生上一堂生物课，这堂课既有示范性质，又有了解这位清华大学高材生的用意，于是有些老师来听课。课后，药理系讲师杨自儒给予这样的评介：“讲课内容为进化部分，技术熟练，层次分明，只是标本过少，只能在同学间传阅同一标本，为此建议增加标本数量。”当年的暑假，季钟朴校长就拨经费派李璞和田瑞符去大连海滨一带采集动、植物标本，决心要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建立国内一流的标本室。
   自此，历时近六年的标本采集工作开始了。每到暑期，生物系便组织几个人，分头到大连、青岛、烟台等地去采集。那时的大海是富有的，沿海岸一米左右的水里，就可以拣到各种小型的海洋生物，海胆、海星等随处可见，有的生物可当场制成标本。较大的鱼类便可到渔民的船上去找，那时的渔民是极大度的，听说是做标本从来不收钱，只要看中他们就可以拿走。一般来说他们都给渔民留些钱。
   淡水生物的标本采集就方便多了，不但是在省内的水域就可采到，而且李璞他们同水产系统和渔业研究所关系很好。他们需要李璞这些学生物的老师去单位里给渔工和工作人员讲鱼类学的知识，他们也愿意给学校送来各种鱼类标本。
   经过五、六年的积累，生物系建成了一个大的标本室，而且品种之全，类型之丰富是全国一流的。由于标本做的质量很高，放在福尔马林的溶液里如活的一般。因此，标本室曾发生鱼标本被偷吃事件。有位老工友，见瓶子里的鱼瞅着很新鲜，便偷出来用水洗净，炖着给吃了。后因鱼标本体内的药物发作，使他大便不通，有了生命危险，送到医院才说出真相。
 
   三、“走”的风波

   同哈尔滨医科大学别的系比，生物系的教师是最年轻的，几乎都二十岁出头。唯一老一些的是与李璞同时从兴山调来的日本留用人员万代源司，也只有他有个教授的头衔，但教学能力并不高。
   1950年冬，季钟朴校长到生物系调研，询问开课之后首先应该讲点什么？万代源司用手拎着一只死老鼠：“这个的，要大大的讲。”李璞觉得非常失望，因为按照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模式，是应该讲“无脊椎动物学和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遗传学、进化论。”李璞也向校长这样提议了。校长身后的教务副主任华光问他：“万代源司的水平怎么样？”毕竟在兴山一起工作一段时间，对他比别人了解的稍多些。于是，李璞诚实的答道：“他是学拓殖学的，根本不知道医学院的生物学该怎么讲。”（拓殖学是研究关于如何开发和统治殖民地的学问，是极具侵略色彩的）。这样，李璞马上被任命为生物系的“责任助教”。不久，万代源司的历史问题被揭露出来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过南满铁路探测队队长，并亲手杀害过东北抗联人员。他被法办以后，李璞成了生物系最可依赖的教师了，这令仅有２２岁的李璞心中有了些许的不安。万代源司虽然是个不懂生物学、仇视新中国的反动分子，但是在没被揭发之前，他毕竟是年际稍大并有一定阅历的长者。现在靠这帮小青年主事的生物系则令人担心，“上无教授指导，教学设备又极其简陋，若在这里拖上几年，岂不耽误了自己的前程。”于是，李璞有了离开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想法。
   调转的念头是不能让人知道的，那时不安心工作也不是个小错误。李璞悄悄地托已调回北京的陈兰生帮助联系。没过多久，就有了回音，北京辅仁大学生物系的比较解剖学教授寿振璜先生同意李璞回北京做他的助教。调转有了眉目，李璞工作起来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也在同事中表现出打算离开这里的意思。
   李璞确实是个人才，当领导了解这一情况后，并没有批评他，或不批准他走。季钟朴校长亲自到生物系来，找到李璞，进行了朋友式的谈话。季校长说：“现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教学条件确实不好，可是不会永远这样，若经过你的努力使条件改善了，是多有意义的事呀。目前没有导师，这不正给你们这些年轻人提供了探索性工作的环境，自己动手，边干边学，若干年后当你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再回顾这段经历时，心情会多么愉快。有导师指导在教学中会少一点困难，可战胜困难更有意义，你说是吗？ ”
   对呀，李璞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并决定不走了。后来，李璞教授回忆起那次谈话，总是无法平静，因为季校长的几句话影响着李璞的一生。
   心安了，便觉得浑身是劲，于是便同同事们一起开始对生物系进行正规化建设。那时，生物系调来两名青年教师，李璞他们就把年轻的教师组织起来，为他们补生物学的基础知识。李璞单独受命于季校长，在暑期给他们开“比较解剖学”的课程。因属于速成性质，李璞把教材重新编辑，在每章中抽出对当前教学更有意义的部分，更有代表性的一种，做为讲授的纲目，如鲨、蛙、鳖、鸡、兔等。每堂课讲完之后，便拿来实物让他们动手解剖。一次，新来的技工肖忠厚在准备鳖的骨骼标本时，意外发现鳖的环椎和枢椎之间有一块小骨而枢椎并无齿突。
   这是个很意外的发现。
   于是，李璞开始查阅大量的文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环椎椎体处曾有一块软骨化骨，以后与枢椎愈合而形成齿突。重新检查那只解剖的鳖，果然是成熟雄性鳖而非幼体。因此，李璞认为，这块小骨的存在反映了进化过程中的一步变化，这完全符合Biogenetic Law的推断。结论得出后，李璞把思路理清，经过整理形成论文，在1951年哈尔滨医学年会上发表，并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来自大连医学院的伍律教授，不仅同意这个结论，还认为这篇论文很有学术意义。后来有人再提到这块小骨时，把它叫“璞骨”。其实，年轻的李璞无意也没有把这块小骨以他的名字命名，有“璞骨”之名纯系讹传。
   安下心来，认真工作，并在科研上崭露头角，在1951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庆时，李璞被破格晋升为讲师，那年仅23岁。
   安心在东北工作了，可毕竟有过不安心的时候，在政治统治一切的年代，是不会轻意被有些人忘记的。1952年秋，哈尔滨医科大学开展了“教师思想改造运动”。要在学校内部找出几个思想有问题的教师或员工，变成思想改造的典型。一般先由自己暴露自己的“坏思想”，做自我检查，再拉到学生大会上进行批判。记得李璞第一次参加学生批判大会时，被那种场面惊呆了。会上做检查的是一个姓刘的教国文的老师，因他的检查学生不通过，全场响起混乱的声讨和辱骂声，局面非常激烈而恐怖。于是，李璞小心翼翼的在生物系的小组会上做检讨，在会上检讨自己曾一度想离开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原因是觉得哈尔滨医科大学没有良好的教学设备，缺少必要的物质条件，全生物系没有一个教授，不象一所正规的大学……这里面有为自己前途着想，而没有将国家的前途放在第一位的错误。接着是学生发言，令李璞没有想到的是，学生们并没有对他上纲上线，对他态度良好。而时任党支部书记的李云麟则把李璞“定调”为“出身地主家庭，受的是美式教育，具有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根源。”这把李璞给吓坏了，他知道这个结论的份量，以至有段时间李璞是在惊恐中度过的。后来季钟朴校长在一次会上纠正了这种说法，他说：“李璞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那所大学是国立的，不能说是有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只能说他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其主要的问题是一度不安心工作，大家应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有了这个定论，生物系对他的态度一下由批判转为同事间的帮助了，日子变得好过多了。李璞在多次小组会上，针对曾不安心工作这一错误进行了检查，并表决心将永远留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为党工作，还要努力做出成绩来报效祖国。以小组会上检查为标准，竟然在后来学生大会上检查时，获得一次通过且受到学生的高度评价。
   重新回忆这段经历时，李璞对当时的季钟朴校长心存感激，否则不知要遭受怎样的厄运呢。
   1953年5月，李璞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四、爱在远方

   在中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爱情是简单的。人们羞于将爱情挂在嘴边，而用“合适”，“是个好人”或父母看好了等条件来完成家的组合。
   李璞的爱情稍有区别。
   陈兰生是李璞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又是李璞的老师、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陈桢教授的女儿。在清华园的时候，接触并不多，因为陈兰生是个学习非常刻苦的学生，平时话语不多，默默的行走在课堂、化验室、家和宿舍之间。而李璞则是个极其好动的校园活跃分子，除了学习，大多数时间是在球场上和学校的各种活动中。有时当他那双穿着球鞋的大脚踏进实验室时，总有一种汗臭味弥漫在整个房间内，有些女同学马上会捂上鼻子。
   离李璞远一点，是很多女学生第一的感觉，虽然李璞是个高大而英俊的小伙子。
   在毕业前后，李璞可能留校，也可能去上海医学院，他并不关心小姑娘陈兰生的去向。而巧的是命运把他们一起送到了“华北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有了参加革命的共同愿望。共同愿望产生的前提是，北平解放后，解放区的干部开始进入清华园，其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与人为善、尊重知识、渴望建好新中国的态度，与国民党官员们在接收“五子登科”的腐败，平时对待人民飞扬跋扈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照。让这些大学生感到共产党的干部才是想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应该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华北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结业后，李璞和陈兰生又一起被分到解放区的中国医科大学，到达中国医大所在地的沈阳之后，他们又一同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奔向兴山。
   命运就是这样如此巧合的把他们安排到一起。
   兴山的气候是寒冷的，虽然革命的生活依然火热。但人与人之间毕竟有生有熟，曾经的经历使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更多些，但这并不是发生爱情的必然因素。
   男女间的好感是从李璞回北京从陈兰生家借钱，养活大姐一家的举动开始的。陈兰生觉得这个小伙子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于是就开始走近。
   好事多磨是一句老话。在爱情将要发生的时候，命运又将他们分开。李璞突然接到命令去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教，而陈兰生不久则调回北京医学院。这期间他们来往就不多了。
   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初创时期，李璞一度想离开东北，于是就同陈兰生联系过，打算回北京工作，兰生为他联系了辅仁大学，后未成行。再见面时，是在1953年的夏天，哈尔滨医科大学准备建成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便组织学校各系的主任到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名牌大学去参观，学习。在北京逗留期间，李璞同陈兰生有了除学术以外的接触，逛公园，回母校，看老师，会同学，交流一点教学上的感受，更多的时间是两个人在一起，回忆同学、同事时的经历和趣事。
   两颗心在走近。
   李璞同陈兰生就在这次北京相会中，完成了将走向婚姻的第一阶段。
   后来的几年间，只是书来信往，李璞有时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北京去过，而陈兰生是没有来过哈尔滨的。
   直到1956年春，陈兰生在上海医学院随一位苏联专家学习神经生理学，李璞也正好到上海出差，二人相约在上海徐汇区登记结婚，在一家叫新亚的饭店住了三天就算蜜月了。然后李璞离开上海到南京去访问陈义教授，当年的暑假才又相聚北京，真正过上了新婚的生活。
   李璞是这样评价妻子的：“性格内向，纯洁善良，勤劳刻苦，喜读书又善于理家，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长于探索，时时关心他人。在做学问上，功底扎实，对问题看得准确，理解得透彻。平时非常敬业，一丝不苟。对家人的关怀无微不至，是个好妻子，好母亲。
   “如果我一生中，经历过几次好的机遇，那么，和陈兰生结婚是最大的幸运 ” ，李璞如是说。
    结婚以后，李璞就象一只候鸟，一到假期就去北京，有了孩子也由陈兰生自己带，直到1960年，陈兰生调到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教，两地分居的生活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