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那个冬天

一、幸运——有惊无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痛。
   当时的李璞还没有那种政治的敏感，可以说在没有丝毫准备的前提下，那场整人的风暴就来了，他并不知道能刮多大，能刮多久，能把人整到什么程度。但是真的有些害怕，一直在北京生活的老父亲被遣返回了武清县接受管制，早年的积蓄已经不剩什么，只靠李璞每月寄些钱去维持生活；大哥还在沈阳的监狱里，虽然对解放全中国有功，可毕竟在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干过；三哥也参加过国民党的部队，无论怎么说也算历史问题吧；而李璞自己呢，地主出身，旧社会的名牌大学毕业，平时不太喜欢参加政治活动，虽然在业务上出类拔萃，可那个时代，业务上“出类拔萃”有着更大的危险，也正是被“革命群众”用来炮轰的靶子。
   根据这些情形，李璞教授在这次政治运动中应该是在劫难逃。
   记得在一次调查谈话中，一名本科十三期的学生问：“你在清华大学时，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像你这样经历过旧社会的人差不多都参加过国民党和三青团。”李璞回答：“我为什么要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在当时的学生中参加那些社团是最可耻的事。”这个学生又说：“不会吧，当时是旧社会，你又是地主出身，怎会有那样的觉悟？”他说道：“在北京的各大学中，清华大学是最进步的，共产党的组织在校园内很有影响力，有革命倾向的同学都是优秀的并受人尊重的学生。在清华园里，若知道谁靠近或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同学们就会孤立他，看不起他。”学生不信：“你这是美化旧社会的学校。”李璞给他讲了一件事：“在解放前夕，有一姓李的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的学生，竟然偷偷的检查同宿舍同学的箱子。被人发现后，学生自治会便发动全校师生共同签名，要求时任校长梅贻琦将此学生开除清华大学，结果真的把他开除了。这件事在清华大学影响很大，你们可以去外调，连同我的表现可以都查一下。”过后，这个造反团真的派人去外调了，回来后，再不怀疑李璞有什么历史问题了。
   有一次造反派抄家，事先知道消息的李璞把家中挂的齐白石等名家的真迹都摘下收了起来。那群人在他家隔壁翻腾之后，来到李璞的家门口，领头的一见是李璞的家便摆摆手绕过去了，原因是他们曾是一起打篮球的朋友，文革初期，人们还没有想象的那么坏。
   虽然好人好报，可毕竟是摧残人性的“文革”呀，李璞的家被强行搬出原来的住处，由过去的两室一厨撵到了一个三室三家住的地方，连上厕所和做饭都得轮班。
   虽然是被改造的对象，李璞并没有进牛棚或失去人身自由受管制，而被掌权的某一造反团派到学校的理化馆负责三个楼层的卫生工作。搞卫生主要是拖地，一个拖把，一个人，一刻不停的拖，一遍要拖四个小时，而要想拖干净，让人检查合格至少要拖两遍。李璞体质好，干起活来不犯愁，可他是个科学家，科学家做事会有别于常人，李璞在打扫卫生上也搞了科研。他也听说有人用锯末子加水擦地，可要加多少水合适呢？李璞搞起实验来。最后居然弄出个配方来，也就是找到把锯末子和水的最恰当比例，让擦地的效果达到最佳。有了这个办法，三层楼的所有地板只擦一遍，就干净得可以照人，而且用时不到三小时。
   李璞有了空闲时间，造反派们也不轻意到这儿来，他们都忙着开小组会或到大会堂开大会，或到别的院校搞串连去了。李璞找一间空着的办公室坐下来，开始看《毛泽东选集》，后来就读那时能找到的专业书了。
   那是一段李璞非常满意的时光，远离胡闹，远离大字报和口号甚至还远离被推打的凶险，可以自己安排时间，躲在一个没人注意的地方，少了许多麻烦。只是不能随便回家。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李璞居然被造反派给解放了，被解放本来是好事，可对李璞当时的境遇来说不见得好，失去了自己支配时间的日子，他只好同广大的“革命群众”一起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去了。
 
   二、下乡的日子
 
   参加“革命运动”的李璞只有听从命令，人家让干啥就干啥，从不发言或表述自己的观点。其实，在这种荒唐的运动中李璞也不能说自己的观点。有一天，一个造反派的头头突然发给他一只步枪，里面还有一颗子弹。命令他去学校图书馆的四楼，要连夜值班瞭望，若看到有人不经允许闯入校园，便可鸣枪示警。以前从未摸过枪的人，对这次有火药味的任务是很严肃的，一连几天晚上，李璞尽职尽责，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并没有敌对分子来袭。后来李璞才听说，这次戒备不是造反团之间的武斗，是学校拉秋菜的卡车同另一个单位的车在路上发生了口角，学校的人把对方给打了，挨打的人跑回单位叫人，声言要到哈尔滨医科大学来报复。那个年月秩序混乱，说打架就打架，出人命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哈尔滨医科大学就有了防备，也给了科学家李璞一次摸枪的机会。后来回忆这次放哨，李璞觉得也很好，虽然不能回家，到了晚上也困倦并有点害怕，可在四处巡视时能进入图书馆的书库，找到了很多平时根本见不到的书。有书读，日子就不算难过。
   不久，学校的造反派领导派“革命群众”去呼兰县参加“支左”和整党运动，李璞在呼兰呆了一阵儿，又让他参加“防治克山病巡回医疗队”去了克山县。1969年，因妻子陈兰生被下放到木兰县的“五七干校”劳动，李璞回家带孩子，一个不到十岁，一个还不满八岁。不会做饭怎么办？好在家里有些积蓄，李璞每天都去买面包和红肠，一到吃饭时，一人一份，让她们边吃边在院里玩。李璞会做的只有菜汤，等到汤做好了，从窗口一喊，两个小姑娘，就一先一后往家跑……
   这段日子很难，可也让李璞享受到独自带孩子的辛苦和快乐。以前，夫妻俩总是工作，孩子们又总是整托，平时与她们相处的时候并不多，这次单独带孩子的一年间，令李璞一生难忘。
   1970年，中苏边境发生了战事，记得那时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内容是加强战备，疏散人口，就是将城里的人都疏散到乡镇去住，当时看象真要打仗了。一个单位分几个生产大队，全部住在一间大屋里整天不干活，只是学习文件，同时还是拉家带口的，其实也给地方的老百姓带来了很多麻烦。李璞领着两个孩子，到了木兰县的东兴镇，刚住下就听说这里是“大骨节病”的高发区，他就马上决定搬到水质稍好些的到北大队，在一个叫曹大爷的家里租了铺北炕。好在那时疏散来的人们在一起做饭，有些象在学校里吃食堂，不同的是一家一家的。条件虽然不能同哈尔滨相比，可日子过得还算安静。
   就在这时，学校的领导居然命令李璞去“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那时的领导是不会去想他身边还有两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大人走了，孩子怎么生活，妻子还在“五七干校”呢。道理上解释不通又不能违命，若使起性子来，更大的灾难会接踵而来，这种事在别人的身上有过教训。
   没办法只能在妻子陈兰生那面再想想出路。当时木兰县“五七干校”的校长叫万川沸，是本科五期学生，能给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当领导，他惟恐不“左”，要求全家去“五七干校”锻炼，后来陈兰生提出两个孩子要上学，他好歹答应算临时请病假放陈兰生回了哈尔滨。
   李璞到了五七干校，因他个大，身体很棒，马上被木匠师傅挑去学做木匠。每天跟工人们抬大木头，固定到架子上，然后用油锯锯成木方或木板，用来盖房子。这是整个“五七干校”最累的活，好在李璞的身体素质好，是多年打篮球留下的底子，另外一天三顿的伙食还过得去，李璞并未觉得太劳累。到了八月，妻子陈兰生真的病了，他经申请被批准提前结束改造返回了哈尔滨医科大学。
   接着，学校开办了军医培训班，把李璞留在学校给学员们上课，李家的生活逐渐恢复到从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