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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峰耸在探微间

        ——记医学遗传学家李璞教授

任永恒


第四章 由北大到清华

    一、景山东街

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大学,深厚的历史传统,一大批顶尖的各学科人才,戴着北大的校徽走在街头的人们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
    当时能考入北大这样一所学校,李璞是愉快的,那种愉快超出了事先的预想。在中学的日子里,似乎没有认真的读过书,总在转学,打篮球,甚至是在玩耍中度过。但命运毕竟青睐于聪慧的人,平时可以不动声色,一旦发力则可跃然而出。
    最得意的应该是父亲,他总认为李璞是个不用功念书的孩子,北京大学的录取着实出乎他的预料。况且在整个武清县已经属于凤毛麟角了。
    李璞由一个顽童逐渐成为值得期待的英才了。
    到北大学生物,源于在中学时喜欢上实验课,喜欢小动物,或许同小时候玩蟋蟀,捉蜻蜓有着天然的联系。兴趣有时决定一切。
    进入大学比在中学要轻松许多,学费和食宿费都是公费的。
    北大的伙食很好,一天三顿都是大米白面,还有肉菜。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做实验,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实验课的内容不太多,下午李璞仍有一些时间打篮球。
    1945年间,北大生物系的主任是李良庆教授,他是全国著名的藻类学家,主要教授植物学。李璞从小就对动物感兴趣,所以对李良庆教授的课不太喜欢。教动物学的教授叫武季许(后来改名叫武兆发),他的课程进度非常慢,学期过半,竟还停滞在Protozoa,可他有个非常不错的助教叫陆还玉,动物学的实验课准备充分,指导细致,课程进度也非常恰当,并同学生关系也很好。
    那时的北大都是用英文参考书,李璞在中学的英语底子不厚,一上课便显出不足,每次课后他只好抱着一本厚厚的英语参考书看,平时在英语上下的功夫就更多了。不久,他不但能够听懂课堂老师的讲述,还可以阅读与课程相关的课外读物了。
    当时的北平,仍处于战火飘摇之中,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人们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里,但解放战争的硝烟又起。可动荡的时局对大学影响不大,学生们除了学习,业余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当时李璞住在景山东街的西斋,一个宿舍里住着四个学生,有生物系的薄占堃,地质系的张范和郑之英,虽然上课不总在一起,但回到住处则象亲兄弟一样。李璞的课外时间几乎都在篮球场上,张范也喜欢打篮球。除了运动,在校园里围棋也很盛行,下得最好的是物理系的郑世景,他还是李璞在育英中学的同学。化学系有个姓黄的同学,特别擅长弹六弦琴。
    个子高、身体壮的李璞曾一度担任伙食委员,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随化学系的师姐崔桂芳到朝阳门大街买菜。
    那时的大学是没有多少学生的,整个生物系的一年级也不过十几个人,能记得的,男生有薄占堃、张陆德、康德瑜、姚宝瑄、苏兆伦。苏兆伦的学习非常刻苦,后来转入医学院了。姚宝瑄的父亲叫姚玉芙,是梅兰芳剧团的副团长,所以他在班里是个有钱的主儿,据说他很爱打麻将,若有人说起京戏来,他一接话 , 便如数家珍 , 生,旦,净,末,丑,名戏名角头头是道,真不愧为出身在京剧世家。还有个同学姓邱,后来转到农学院去了。女生有曹百英、马熙媛、石若云、郑秋萝、宗志祥、黄骊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而成)复员返回北京、天津,所有联大的学生可任意选择三校中的一校学习。当时在北平的“北京大学”学生也可转入任一校学习,只要经过转入学校的学科负责人面对面询问一些问题,测验一下你的学习程度,看看学习成绩单,即可转入该校学习。
    在这期间,在重庆工作的大哥来信,告诫李璞,北大的生物系不如清华大学的生物系好,能否转读清华大学的生物系,或转读北大医学院亦可。当时李璞非常矛盾,一年的北大生活,已经有了一些感情,还有就是对清华大学的不了解,犹犹豫豫间一直拖到7月,才下决心转读清华大学。
    1946年5月,三哥李楷忽然来北平找李璞来了,说要考北平的警官学校。三哥一直在武清县随父亲经商或管理乡间的土地,凭他的文化基础是很难考上的,所以他来找弟弟代考。哥俩的长相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三哥个子更高一些。于是李璞就用北大的学生证(李樸)报了名,北大的学生考个警官学校是不费劲的,在录取榜公布后不久,便进行体检,考官问,你怎么瞅着比笔试时个高了呢?三哥搪塞说是你们没量准,从此,三哥改名李樸,而自己改名李璞。后来,三哥这位武清县城的少东家吃不了警官学校那种近似军队的苦,找个理由退学走人了。
    接着,开明而重视教育的父亲,将死去丈夫的二嫂侯良贞、三嫂周德华、小妹李淑芬、侄女李元贞,邻居王宝芸等均送到北平来考学。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就不好再找亲属家住了。于是,李璞联系了石驸马大街新华中学的一间闲置教室。好在是暑假期间,天气不冷,有课桌很便于复习功课。李璞跑前跑后,帮助她们报名、应考,结果她们分别考上了慕贞女子中学和文华女子中学。从此,武清县的李家大院里再没有适龄而没有上学的人了。不久,父亲便把宅院留给还在武清县住的亲属们,举家搬到了北平市。
    李家最后这一批上学的人中,后来只有二嫂没有了音信,只听说考入了华北大学,可能跟着解放大军南下了。

    二、壮美清华园

????????????????    在李璞的一生中,最体现青春的活力,最充分显示个人的天赋和潜能,最愉快,最具抱负心的时光就是在清华园中的三年。本来清华大学的生物系是四年制,李璞转学时插入二年级。
    清华大学地处北平市西北郊,在几处清代皇家园林遗址上重建而成的,整个校园恢弘雄伟,林木秀丽,万泉河水清澈柔美,人称水木清华。
    1946年10月,当李璞背着简单的行李站在清华园的校门口时,为自己的选择而兴奋异常,同时也深深的感激大哥的指点。
    他爱上了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可申请公费,申报手续也不复杂,只要学生自己说明情况,说家中清贫的理由比较合理就能通过。李璞就说自己的父亲是个乡镇小学教师,便获得了免费就学的资格,额外零花钱每月有两块银元就够了。也有不被批准的学生,李璞班上有个家住北平的同学,父亲是个小有名气的店铺老板,也去申报公费了,没成想学校知道情况,一个祖辈做生意的怎会家庭困难呢?然后拒绝。不过享受公费也有要求,即各门学分必须在及格以上,否则取消享受公费资格。李璞在清华第二年就有一个学生,因有门课程不及格,被取消了公费,又实在没钱继续求学,便跳昆明湖自杀了。
    到校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功课很紧,虽然李璞主修的还是动物学,可当时的大学是采用学分制的,四年间若学分不够,是不准毕业的,而且各学科的学分要求很严,根本没有人情和照顾一说,全凭扎实的学习。所以,李璞第一学期认真地选读了普通化学及实验、微积分、物理学实验、无脊椎动物学及实验等课程。在清华大学生物系,他学会了以自学为主的学习方法。当时,老师讲课并无教材,只介绍一些参考书,主要是听课记笔记,老师只讲课程内容的一部分,课后要看参考书,以补充全面内容并加深理解。实验课都是亲自动手,仪器调试、试剂配置、显微镜切片制片过程都是独自操作,助教老师很少参与。实验结果也要自己分析、讨论。实验如果出了问题,则要repeat(重做)!这样就锻炼了学生的自学能力。由于学习负担加重,体力消耗过大,李璞比在北大时瘦了许多。记得李璞到清华园不久,父亲从武清县来看他,在校园内看了一番之后说:“看到你现在的情况,我放心了,只是有点瘦,要注意身体健康。”
    清华园里的大学生活是紧张而快乐的,因为建校时就是刻意培养留美学生的,所以在教学体制和校风上,接受了美国教育的影响,重视体育,在学分制的前提下,学生可自由选择选修课程。有些课可以选修,而体育课是必修课,这是令好多学生有些头痛的必修课,因为这课不大容易及格。
    清华大学的体育部主任叫马约翰,是中国体育运动奠基人之一,时任清华大学校长。任何一个学生从清华园里毕业必须得体育课及格,这可不是轻易得到的。每个学年都有规定的体育科目,如在规定的时间内要完成一千五百米跑,这是一年级的,第二年就得练梅花桩,还有第三年、第四年,以此积累来完成在大学期间的体育总分。不及格呢?那就拿不到文凭,不会有商量的余地。
    记得李璞大学毕业已在东北工作那年,一次回北京出差,顺便到母校看看,正巧见一位师兄在运动场上跑圈呢,在跑道旁还叠放着长衫和皮鞋,李璞认识他,并知道他已在辅仁大学当助教了。课程是一回事,文凭是另一回事,体育学分不够,也就是毕业成绩单上没合格,就拿不到清华大学的文凭。可以出校工作,可若想要文凭那必须回学校来考试,不通过那就再考。见那师兄也是近四十的人了,仍在运动场上拼命,只为求一张清华大学的文凭。
    马约翰主任考查因病休学复学的学生时有个特点,每个学生的前胸先得受他用力击两拳才能认可。李璞是清华大学的篮球队队长,体育成绩最好。
    清华园里不仅仅是体育课这样严格,其他课程只要学分不够,天王老子也得继续念,但是获得继续读书的资格最高也只能一门不及格,若有两门以上不及格就会被开除学籍。李璞有个同级的同学,因怕在化学系考不够学分,转入地质系。1950年李璞回母校时,见到他仍在上课,为了积够学分,他在清华园里学习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
    当时北平各大学都采用学分制,学期结束学分不够的淘汰制度清华大学执行得最为严格。以李璞所在的生物系为例,自从有了这个系以后,四年学满,就能够毕业的学生,最多的一年才八个人,有几年就一两个,李璞这届算是多的,也不过毕业五个学生。
    在清华大学上学是有公费的,住宿和伙食都很好,连衣物学校也给解决一部分。因清华大学有美国政府的部分投资,又曾是培养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美国驻华机构对清华大学总是给予帮助。1946年到换季的时候,他们拉来一些美军剩余军用服装来救济比较贫困的学生。这些衣物学生要抓阄领取的,抓到什么就必须要什么,不准另选或调换。记得李璞班上有个男同学竟然抓到了一双大号女式高跟鞋,还是双旧的。
    那时在北平市里,有个大家都认可的印象,即北京大学的学生有些穿长衫,有文人学者之风,颇具民族特色;燕京和辅仁大学的学生又都是西装革履,崇尚西洋文明的特征明显,这些学生也多是贵族富家子弟,没钱人是上不了这样大学的。李璞的大哥在燕京大学上学时,一年的学费得家里一百亩地的丰年总收成;而清华大学的学生则穿着戴有美国军服印迹的五花八门的衣服。若遇游行集会,人们就会指点着:这拨是北大的,那拨是清华的,边上那拨是燕京或辅仁的……

    三、老师与同学

    在同学中间,不是一切都是陌生的,陆续从北大转来的同学就有姚保瑄和马熙媛等。同时,篮球又是一种与同学交往的最好语言。很快李璞就是清华园里有些名声的活跃分子了。他在男同学中朋友很多,而同女同学却很少来往,一是见面多在实验室里,闲聊的机会不多。再者,李璞爱打篮球,身上和脚上时常有些汗臭味,女同学总是离他远一点。班上的女同学有毛承颍、傅佑中、王华敦、闵思霓、陈兰生。在男同学中,李璞可是个很受欢迎的人,经常在一起的是姚宝瑄和刘东来,平时还去明斋三楼找上一班的同学周东阳、蒲以森、方绍慈闲聊,其中周东阳与他关系最为密切,在周东阳的宿舍里还认识了杨传任、周以良、乐大鹏等同学。周东阳后来去英国留学,之后又到德国的法兰克福一所大学任教。同班同学中还有王台、张铁梁。他们后来转学到协和医学院,毕业后当了医生。
    当时的清华大学距北平市区是很远的,李璞买了一台旧自行车,平时在校园里骑,有空还骑车进城去看表叔宋岳。还曾有一次回了北大,看望了过去的同学。
    1947年夏天,李璞由新斋的宿舍换到了明斋三楼,同房间的是高一届的经济系学生王世华,他毕业后到台湾就业了。还有一个同屋是同届经济系的,姓安,名字记不起来了。
    当时清华大学有三个影响很大的体育协会,一是铁马体育会,参加的多是有钱人家子弟;二是金刚体育会,会员中有些是三青团员;三是黑桃体育会,会员多是出身比较普通的学生们,现在想来,有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李璞经同学冯荣普介绍,加入了黑桃体育会。记得黑桃体育会曾组织了一次新生入学欢迎活动,李璞被分配帮新生扛行李,并引导他们入住宿舍。在活动期间,李璞认识了一个姓卢的新同学,不久,经李璞介绍也加入了黑桃体育会。
    作为清华大学的篮球队队长,比赛和上课难免冲突,时常也引起任课老师的不高兴,还好是每次缺课都有校体育部主任马约翰的签字假条。教比较解剖学课的是赵以炳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生理学家,他的助教是廖翔华。在讲课过程中,同学们对赵教授的讲课风格有些意见,即他很少联系进化的内容。有一次课,李璞晚到了几分钟,在他进课堂之前,可能有同学向赵教授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引得他很不高兴,又见李璞上课迟到,便劈头就问:“你对我的讲课有什么意见?”李璞被这突然的问话给弄蒙了,顺口答到:“没什么意见。”随后赵教授表白:“我的老师是Newman,实验助教是Hyman,我的讲课应该没问题,你们还有什么意见?”这时的学生已经都不敢吱声了。接着,赵教授开始小测验,在被震住的情形下,一道并不很难的考题,只有一个女同学答对了,从此,再没人敢对赵以炳教授提什么意见了。后来经过逐渐地了解,才清楚赵以炳是个非常有名和非凡的生理学家。上生理学课时,不但李璞他们开始认真上,还有一些燕京大学的学生,到清华大学来选修赵教授的课。
    而讲生物化学课的沈同教授令李璞听课颇感吃力和为难,这是因为他操着一口典型的宁波乡音,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都不易听清。好在这位老师喜欢给学生开参考书目,时常在黑板上写下一堆的英文文献,听不清他讲的,只好自学。倒是崔芝兰教授的胚胎学课,讲的极其精彩,条理分明,层次清晰,李璞马上就决定将来做毕业论文时就跟着崔芝兰教授了。
    转年,也就是1948年,这学期开始上吴征镒教授的《植物学》(二),在印象里他平时的行为举止特像一位老夫子,话不多,对学生非常和气。还有沈善琨的 Animal Micrology,这位老师是个非常遵规守矩的老实人,身上明显带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廖翔华负责比较解剖学实验课,他是个典型的翩翩公子,着装打扮极其讲究,在学问上对鱼类学感兴趣,而业余时间又很贪玩,时常外出打猎和钓鱼,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课堂上讲Salmon的生活。而冯午老师的《植物学》(二》《分类学》实验是学生较为喜欢的实验课,冯老师热情奔放,多才多艺,与学生一直保持非常良好的师生关系,他对花样滑冰很有兴趣,对篮球也有些研究,每遇李璞来上课,他总要抽点时间同李璞谈谈篮球和滑冰。
    生物系的主要课程也陆续开课了,如生理学和遗传学。生理学课仍由赵以炳教授担任,而遗传学则由陈桢教授开课。参考书Sinnatt and Dunn:Principle of Genetics,实验课内容为果蝇饲育和 Unknown Cross 分析,实验报告以单篇论文形式提交,由他亲自批阅。李璞对遗传学很感兴趣,只是开课过晚,不能随陈桢教授做毕业论文了。可多年以后,却成了陈桢教授的女婿。

    这年为了凑学分,李璞选修了张岱年教授的“哲学概论”。张岱年(1919—2004)是河北省沧县人,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1933年始,任清华大学教授,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选修这门课程的原因是听同学们说,张教授的课好及格,只要在课堂上认真做笔记,并整理好交上去就能通过。事实果真如此,张岱年教授是个不喜欢学生读死书的人。记得他最爱穿长衫,当时的年纪不到六十岁,中等个,有些驼背,操北方口音讲课,这对李璞这个北方人来说,课听得是很舒服的。所以,他修完了张教授的全部课程,不但了解了各学派哲学的主张,还为以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思维方式的基础。还有吴景超教授的社会学,若说还有些印象只剩下“Man and Land ratio”(  人地比率 )了。
    潘光旦的优生学,李璞也很喜欢。潘光旦(1899—1967)是留美的中国著名优生学家,著名作家,时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他上课语言幽默,妙趣横生,他的课堂里气氛活跃,笑声频传。讲优生学总要讲到病例,有一次他讲到脆骨病,“这种病是遗传的,在生活中表现是挺可怕,如一个人正同女朋友谈恋爱,女朋友往他腿上一坐,可坏了,大腿骨断了。”他还讲过在云南西南联大时,带学生到偏远的山区搞调查,那次的课题是有关地方病的。于是,就到了一个人人都长粗脖子的山村,他们一进村,就见一群粗脖子的村民集聚在大树下,看着潘教授和学生们就喊起来,“细脖子的来了。”而袁复礼教授的地质学是充满魅力的,他讲授时联系广泛,富于启发。在课程结束时,他竟出了一道关于“若干年后,清华园的地质变化”的考试题,这引起了同学们浓厚的兴趣。
    在清华园里,各系除了主修课以外,可以随便选修其他课程,只要通过考试便可获得学分。因此,只要是著名的老师讲课,李璞就去旁听一下,觉得有意思就学一阵,若难听懂就再听别的,反正可旁听的课很多。钱伟长的课很有意思,他除了在课堂上讲课以外,还经常在礼堂里放些小电影,当然是工程类的,但也很长见识。而钱三强教授的课就不那么好懂了,南方口音,还有些啰嗦。

    四、李璞眼中的学潮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是动荡而血腥的,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可那些欢呼的人们也是正在挨饿的人们。山河还在,但已经是伤痕累累,经历了八年抗战,中国人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太应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让从日寇奴役下挣脱出来,从战争的炮火中走出来的人们真正享受到和平的美好。
    可是内战又爆发了。
    1946年的北平各大学,在表面上似乎未受到内战的太大的影响,还是招生、上课,到处读书声。可在师生中,在学校各个民间团体里,暗涌着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活动目的的一股股力量。大学生毕竟是寻找信仰,关注国家命运最为强烈的阶层。日渐落败的国民党政府,没有给学生树立起一个有前途的政府形象,而逐渐强大的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政治主张,却受到学生乃至全国人民的普遍欢迎。
    在清华大学里,也许是平民出身的学生居多,共产党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清华园内的国民党特务或三青团员是遭人唾弃的。记得有个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的学生,偷偷检查同宿舍同学的皮箱,被人发现后,该学生竟扬长而去。受害学生在一些有正义感的师生支持下,将这件事写成大字报,公布于众,质问校方该如何处理这个学生?这在师生中引起很大的震动,纷纷发表言论,建议校方应该开除该学生。时任校长的梅贻琦尊重师生意愿,毅然将那个特务学生赶出学校。
    1946年12月24日晚9时许,北平发生“沈崇案”,由此引发了几乎是全国性的学生游行运动。
    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十九岁,当晚在平安戏院看完最后一场电影,片名是《民族至上》。散场时独自一人返校,行至东单操场的一个胡同时,一直在其身后尾随的两个美国士兵,便上前调戏她。该女一人难敌四手,遂大喊救命。恰好有过路人闻之,急至附近警务机构报告,当职警士电话通知中美警察宪兵联络处,并马上派员赴出事地点查看,到时一名叫威尔逊的美兵上士仓惶逃走,只将另一美兵带走。受害女生被送往警察医院检查,后转送警局处理。
    消息传出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全国几十个城市,相继举行反美大游行,以学生为主的各界人士达50多万人。当时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负责人对外界说:“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这更引起学生们对当时政府的不满。使“沈崇案”这个并不特殊的刑事案件变成一个席卷全国的反美学生运动的导火索。
    有一天,李璞应邀去北平城里打篮球,路过景山东街时,见一群学生拦住一小轿车,上前一看,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从车上下来。学生上前问他,作为北大校长,沈崇又是北大的学生,您怎么看这个事件?胡适说道:“是否构成强奸,得依据证据,如得先检查处女膜破了没有?不破怎构成强奸呢?”学生激愤地说“要是你的妹妹也先检查处女膜吗?”胡适又说:“此事纯系法律问题,惟余以为对美军抗议以罢课游行为手段,似属不智。”说完上车走了。这是李璞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胡适。
    清华大学在1946年12月至1947年的5月间,成为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之一,率先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1947年6月9日,北平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大游行,在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中,李璞担任后勤保障,因他身体好,有力气,便为同行的学生背着吃的,一个特大面袋子里装着满满的馒头,里面还夹着大片叉烧肉,从清华园一直扛着步行到北大红楼。到了下午,吃的分完了,他就担任纠察队员,在游行的队伍边上维持秩序,不准闲杂人员混入学生队伍。因为市民深受日本侵略的苦难,所以这次运动深得市民的拥护。
    在李璞的印象中,半年多的游行运动中,在北平地区,学生与当时的军警发生的冲突并不激烈,最严重时也就推一推,或朝天放几枪。还抓走一些人,可一两天之后就放出来了。
    随着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运动日渐高涨,校园内的不同信仰的学生之间矛盾也逐渐表面化。在红色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被国民党杀害一周年之际,清华大学在大礼堂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并演出讽刺国民党的活报剧。1948年的7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发生在校国民党特务伤害同学的事件,当时被称为“七五”惨案。北平各大学纷纷声援。7月9日,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在回校的路上,又遇国民党特务拦劫,并打伤李璞的同班女同学马熙媛。李璞在去医院看望时,心中非常气愤。回来后,便与同学相约参加了一个读书小组,这个小组的整个活动是由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平时学习的是《大众哲学》,记忆最深的一次是讨论“雷锋塔是如何倒塌的”。
    1948年秋,李璞代表清华大学篮球队参加由清华、北大、燕京、辅仁、北师大五校共同组织的篮球联赛,赛后,入选五大学代表队,并准备南下上海、南京等城市巡回比赛,后因局势紧张未能成行。这时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已近尾声。

    五、和平解放中的清华大学

    1948年的下半年,平津地区的局势开始紧张起来,国共两党的大部队纷纷往这儿集中,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远处的炮声也震撼着清华园。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但也不是一枪未放,一炮未响,在北平的郊外还是打了一些仗的。为什么打,过来的人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傅作义还没投降,解放军给他一些压力,有的说已经通知部队放下武器,只是有些国民党的将领有些不服,怎么能一枪不放就缴械呢?
    李璞亲眼见的是个傍晚,双方在清华园北,圆明园一带开始交战。国民党的部队在西,共产党的部队在东,枪弹横飞在清华园北墙边的百十米处,可连弹片都未飞到园内来。于是,同学们胆子大了起来,纷纷爬到化学馆的四层楼顶,看双方打仗。
    当时共产党到处发传单,宣传双方军队都不准破坏文物,不准进入校园,否则按战犯论处。初秋晚上的七八点钟,天还是很亮的,在学生的眼里,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不行了,人不多,瞅着士气也不高。互相射击了一个多小时后,就开始肉搏战了,枪声弱了下来,学生们还在听,小半夜后便没了声息。看热闹的学生也被护校队的人赶回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学生成帮结伙的跑向战场,都想拣点战利品。李璞也去了,他除了好奇,想去看看外,还想拣把刺刀,用来挖蟋蟀。在昨晚还枪炮齐鸣、血肉横飞的战场,清晨时已经寂静得令人窒息。双方的军队在半夜就撤走了,从场面上看,是共产党的部队胜了,因为在墙边下和沟沿旁躺着的伤兵都是国民党部队里的,伤到哪的都有,有的缠着绷带,有的连绷带都没有,只是静静的躺着,没有大呼小叫。听伤兵们说,共产党军队的伤员都让自己人抬走了,国民党的军队是被打跑的,所以,留在战场上的伤兵就只是国民党兵。想到战场上拣战利品玩的学生们,被那里到处弥漫的血腥场面惊呆了,而没有了兴趣。有的学生抱着几颗没炸的迫击炮弹回校,在途中觉得没意思随手扔掉了。
    几天以后,清华大学解放,在校外的好多地方能看到原地驻防的解放军。现在想来,可能正是谈判期间,城里的国民党和郊区的共产党都停火了,好长一段时间无战事。
    清华大学虽然解放了,但北平还没解放,这就使清华园里的物资供应成了问题。城边是双方交战的封锁线,平时吃的东西运不出来,共产党的地方机关主动承担起清华大学的物资供应任务,由从解放区运来的小米成了清华大学的主食了。学生们虽然有些不习惯,但也能吃饱,只是特别想吃肉。
    清华园里是广阔的,李璞就同几个要好的同学跑到野地里,去抓小动物吃。最初比较好抓的是刺猥,同学中有个会弄的。把刺猥抓到后,先把它弄得不能动弹,再用黄泥厚厚的糊上,然后放在火里烧。大致觉得该熟了时,便从火堆里扒出来,敲掉已变成硬壳的黄泥,刺猥的刺和皮也都随着黄泥扒掉了,只剩下肉和内脏,掏掉内脏就可以吃了,若沾上酱油还挺香的呢。后来就想办法抓跑进校园里的小狗吃。有一次李璞他们套到一条大狗,煮出一大盆肉来,可以放开肚皮吃了。到了第二天,他们几个眼睛都是红的,而且浑身发热。
    有的同学实在熬不住了,便骑着自行车越过封锁线去北平城里买东西,或大吃一顿。因为是和谈时期,来往的学生倒也没出什么大事。
    过了不久,清华大学准备复课了。消息可能传到了国民党那边,于是有一天,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到清华园的上空,盘旋、俯冲,时而尖叫,学生们都跑进地下室里去了,飞机低空盘旋一阵,投下了四枚炸弹。从迹象看,国民党并不想真正炸伤人,只是想吓唬一下清华大学师生,对复课制造点影响。可是,炸弹只把小池塘、操场和西校门外炸了几个大坑,并没有影响一周以后的复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2月2日清华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同学去到北平城里列队欢迎解放军入城。这天李璞也跟着同学们去了,他站在欢呼的人群中,看着望不到头的解放军队伍。解放军战士着装很整齐,都是绿色,也有穿着美式军装,大概是战利品。部队的精神状态很好,一个个的士兵都有胜利之师的自豪感,穿过人群时,显得很威严。有的同学爬到炮车上送纸花,并坐在上面同战士一起欢呼着。
    随后的一段时间,大学校园同社会上联系比较密切,共同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当学生参加完活动返校时,把学来的大秧歌带回了校园,在清华园里的课余时间,大多数学生学起了大秧歌,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教授看后不解:“是不是以后要用扭大秧歌代替体育课了?”近两个月时间学校才恢复到正常的上课秩序,伙食也由小米饭换成了大米和白面。学生们也从各种活动中收回心来,回到了课堂,回到了书本上。
    北平从此换了另一番天地。
    李璞返校后,便静下心来准备毕业论文了,几个月来的枪炮声成为一段非同寻常的记忆。

    六、毕业时的决定

    1949年7月1日,清华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生物系共毕业五名学生,他们是王华敦、陈兰生、周以良、方春英和李璞,学校决定留李璞留校任助教,并把他的宿舍都准备好了,在36所。可消息传出去后,引来他平时的朋友们一阵欢呼,并扬言下学期就修李璞的生物学实验课,他不敢给不及格。李璞有些怕了,他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因为学分对求学者来说太重要了,而真要这样也很难不网开一面,这又违背李璞的性格,太麻烦了。李璞毅然拒绝了学校的决定。
    毕业典礼结束不久,叶甲壬老师介绍李璞到上海医学院。上海医学院生理科的徐丰彦教授马上来函,并寄来去往上海的路费,力邀他去上海任教。望着上百块的现大洋,他真的有些心动,上海医学院毕竟是中国一流的医科大学,而对方不曾了解就寄来钱款,可见他们急需人才。可最终李璞还是决定不去上海,原因来自身边朋友的告诫:“上海人排外思想严重,恐怕人事关系难处。”
    学习成绩优异,为人善良友好热情,身材健硕,形象英俊,打得一手好篮球的李璞到底去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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